【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初欣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孙晓晨】编者的话：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81年过去了，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非但没有对其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思，反而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变本加厉。在8月4日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竟声称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这套说辞以及近年来日本的防卫政策，其实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即将军事开支用作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手段。然而，这套“以军兴经”的逻辑，在日本国内遭到广泛质疑。还有学者发出警告，二战期间日本曾推行同类政策，导致军工复合体膨胀，客观上助推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5月3日，东京民众在日本宪法纪念日这天集会，反对政府的扩军政策。（视觉中国）
着力点已从传统枪炮转向高科技领域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创下历史篇幅之最。然而，比厚度更令人警觉的，是该文件首次将发展军工产业直接定义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该白皮书公然强调“防务投资有益于整体经济与民众生活”，发展军工产业能“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
路透社评论称，上述白皮书中的主张与高市政权依靠战略性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整体政策方向高度一致。日本《朝日新闻》此前对高市政权的这种政策倾向发出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纠缠，假以时日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国际舆论则认为，日本近年来增加防卫费、支持军工企业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军事凯恩斯主义。
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就是将军事开支用作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手段。高市政权上台后，日本一方面以逐年递增的防卫预算催熟国内军需市场，另一方面以解禁出口管制为军工产能打开国际销路，以此系统性地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路线。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约合人民币3808亿元），防卫相关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2%。这不仅意味着日本防卫费连续14年增长，更意味着政府正通过财政刺激，人为创造一个规模庞大且相对稳定的“军品市场”。由此形成的闭环逻辑清晰可见：政府增加防卫费扩大采购，军工企业获得订单扩大生产，再通过产业链传导，带动相关产业扩产。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写道，防卫经费增长不仅使防卫产业订单大幅增加，还将通过引入评估企业行动并核算合理利润的机制，巩固防卫生产基础，“预计会带来向民间领域扩散的技术溢出效应”。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系统性地扫清军工产业发展的制度障碍。战后日本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内防卫市场规模有限、武器出口受限，导致防卫企业利润偏低，一些大型企业甚至退出部分军品业务。然而，日本2022年通过“安保三文件”，将防卫产业拔高至国家战略重点地位；2023年，日本出台《防卫生产基盘强化法》，使政府能通过补贴、设备投资等手段维持和强化防卫生产基础；今年4月，高市政府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彻底打开了日本军工走向国际市场的闸门。这一系列动作表明，日本已不再满足于自卫队有限的采购需求，而是意图将本国打造成面向全球的武器供应基地，这无疑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严重冲击东亚安全格局。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此番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着力点，已从传统枪炮转向人工智能（AI）、无人机等高科技领域，且明确带有“军民融合”的色彩。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对AI与无人装备的格外强调，预计将成为年底“安保三文件”修订的核心议题。
“日本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与衰退，最终走向破产”
日本试图通过增加军事开支撬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大炮换黄油”的盘算，终究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钱从哪儿来”的财政拷问与“民生往何处去”的社会焦虑交织叠加，国际媒体、日本学者、国会议员乃至街头百姓纷纷表示，所谓“扩军促繁荣”的叙事，非但难以实现，更可能将日本经济拖入危险的泥潭。
最先发问的是路透社。该媒体指出，日本财政支出已面临多方挤压，而高市政权至今未明确解释如何为扩军计划融资，同时避免进一步加重公共财政负担。
《朝日新闻》则进一步将焦点引向民生，称军事扩张将对日本民众生活构成直接压力。有人辩称日本未来税收增长足以覆盖不断上升的防卫开支，但这不过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加税势必抑制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朝日新闻》还援引联合国的研究报告称，若将同等资源从军事领域调配至教育、医疗领域，有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出，防卫支出扩张会扩大财政赤字，有可能在中期加剧经济脆弱性。
日本学界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田中优子表示，高市政权的扩军政策正令日本经济滑向崩溃深渊。日元持续贬值、国债利率不断攀升，其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被市场视为不可持续。一旦军备扩张优先于民生，日本经济将陷入长期停滞与衰退，最终走向破产。
日本政界亦不乏激烈批评。日本众议院议员、令和新选组干事长山本让司指责称，高市政权一面将防卫费翻倍并解禁武器出口，一面却将医疗负担转嫁给病患、削弱养老护理体系。若任由现状发展，日本将一步步沦为依赖战争生意维生的国家，严重侵犯法律保障的国民生存权。
来自民间的感受则更为直接。40岁的平森是横须贺反战组织的一员。她在接受《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采访时称，所谓“军工产业带动经济”的说法与民众真实体感完全脱节，大米价格上涨，水电燃气费用攀升，日本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政府不优先纾解民困，反而将更多资金倾注军事领域，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忧”。
二战期间，日本也曾饮鸩止渴
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园田耕司近期警告说，若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随之上升。
历史早已证明这一论断。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在日本引发“昭和恐慌”，该国经济濒临崩溃。当时，日本政界与军部未选择进行结构性改革，而是将国民经济转向战时轨道，企图以军费拉动需求、掩盖失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铭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1932年，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推行日元贬值及扩大财政支出等刺激政策，巨额军费与公共土木工程支出共同刺激了日本国内需求，使该国较早实现经济复苏。高桥本人也被称为“日本的凯恩斯”。
然而，这种依靠财政赤字和军工产业扩张拉动的繁荣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孟明铭表示，首先，军需景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重化学、武器制造等行业的发展，但军需品一旦生产出来，大多数脱离了社会再生产循环，是一种浪费。其次，重化学工业高度依赖石油等资源，而日本本土资源极度匮乏，于是出现了如下循环：军需刺激促使重工业产能扩张，产能的扩张导致日本对海外资源与市场的需求上升，激增的资源需求又驱使日本进一步军事扩张以确保供应链，而军事扩张必然需要更多军费，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更加军事化。最后，日本重工业资本家、新兴财阀与军部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军事冒险不再只是军人的冲动，更有了产业与资本的支撑。
一旦“军需带来景气”成为各界共识，压缩军费便成了政治禁忌。高桥是清后来试图限制军费，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遭暗杀。之后，担任日本大藏大臣的马场锳一将军费扩张视为长期需要，当年日本军费即增加30%。七七事变后，日本1938年出台《国家总动员法》，进入全面战争体制。“历史证明，防卫产业从来不是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孟明铭说，依靠军需扩张拉动经济，最终迎来的只有经济扭曲、国力枯竭与自我毁灭。
“不仅伤害日本国民，也将危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很多日本民众已经意识到高市政权相关政策的危害，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年过花甲的安达和夫向《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表示，高市政权鼓吹“防卫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论调背后，始终笼罩着军工复合体的逐利阴影。从安倍政权启动政策松绑，到高市政权加速落地实施，这条依附军工资本扩军的道路如同毒药，潜藏危害令人担忧。
日本“Z世代”丰栖麻铃告诉记者，当前高市政权强推各类备战举措，本质是打着“安保与经济良性循环”的旗号，行抛弃弱势群体、只为少数军工资本牟利之实，是执意推动战争的极度自私的政权。“这种扩军路线不仅伤害日本国民，也将危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她说。
反战人士多多良哲表示，高市政权一面炒作“中国威胁”为强军扩武制造借口，一面鼓吹防卫产业拉动经济的错误论调，这并非日本社会与普通民众的真实诉求。他告诉记者：“日本民众不希望与中国开战。日本民众应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借炒作议题、鼓吹经济利好推动扩军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