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汇报》4月8日文章，原题：全球垃圾交易，一次性繁荣的反面 印度尼西亚海滩上的塑料堆、加纳首都阿克拉燃烧的电子垃圾，这些景象成了21世纪全球化的象征，在新的层面呈现出古老的发展差距。全球青年抗议气候问题的诉求中，也包含了对于那些死于塑料垃圾的海洋动物的同情。“有毒垃圾”这个说法，仍然触动着见识过20世纪80年代电视报道的那一代人。
然而，这些环境问题是如何系统性关联的，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众多专业文章并没有给出答案。常驻希腊的记者及作家亚历山大·克拉普在其著作《垃圾战争：一个全球数十亿美元产业的深层黑幕》（2025年出版）中写道：“为了我们的垃圾而战”，他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垃圾贸易进行了广泛的全球性报道，利用各种资金来寻找多元经济。克拉普一路跟着线人和当事人，穿过垃圾堆，在发达国家的消费行为与南方落后国家的接收状况之间发现关联。
在危地马拉，克拉普遇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掩埋有毒垃圾的目击者，虽然历史的痕迹已难以追踪，但这位目击者仍能回忆起那些早年间还算合法，事后并未遭受制裁的垃圾走私行为。在加纳，克拉普待了好几个星期，亲眼见到来自欧洲的冰箱和电缆是如何被当地人分解出有价值的材料，但当地人却在垃圾焚烧时暴露在“史上最致癌的烟雾”之中。
“国际垃圾贸易以‘最无害的方式’，将全球最富裕国家的垃圾转移到这些不具备应对能力的落后地区。”克拉普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如果情况越来越恶化，背后甚至还潜藏着犯罪。关键在于，西方国家已无法控制本土垃圾的产生，企业的循环回收承诺也很少兑现。塑料的确给世界带来了便捷，但从长远角度看，它们对未来生产并无太高价值，克拉普不禁感慨：“我们用短期便利换来了长期的环境灾难。”
书中的垃圾贸易故事写得很好：事实丰富，故事具有戏剧性，读起来有趣。在书中，克拉普会介绍那些被垃圾贸易荼毒的受害者，然后再借此提供背景信息，并详细讲述当事人的故事。克拉普将资金用于前往土耳其、加纳、印尼和危地马拉的旅行，并进行档案研究，深入阐述他的研究课题。克拉普还收集了大量国际性报纸、书籍出版物作为资料和参考，并将当今的环境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政治决策关联起来。
这种详尽的、富有启发性的创作态度，最终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例如那艘老旧货轮“希安海号”的经历：它在数度更名后，在全球大洋上航行了两年之久，即便运往那些惯常接收废弃物的国家，也无法将来自费城的垃圾倾倒处理，最终只得返回美国。此外，还有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电器，被运到西非拆解，只为榨取最后的价值，而当地人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不过，克拉普的批评态度有时也会存在局限性，例如循环经济其实并非处处失败，一些新生的初创企业正在取得进展，解决部分问题。此外，对垃圾性质的科学分类也有助于对哪些垃圾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做出完整的评估。
但总的来说，作者还是通过他出色的叙事能力，呈现出前人未写的关联性：为何垃圾可以成为贸易的对象？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世界为何对垃圾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又为何对此越来越丧失羞耻感？《垃圾战争》揭示了各类改革往往仅能触及冰山一角，从土耳其到印尼，一些当地民众冒着巨大风险，通过拆解船舶钢材、处理欧洲大城市的婴儿纸尿裤等垃圾牟取利益。这类场景在印尼最为明显，当地有两个地区竟为争夺垃圾货运量而相互竞争。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即一次性消费的社会习惯。目前，仍有买家愿意接收这类垃圾，因此那些难以回收的石化垃圾制品，正日益成为食物链中的一大隐患。克拉普在其书中展示了如何使用叙事新闻来精准呈现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作者菲利普·克罗恩，董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