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印尼特派记者 曹师韵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静】编者的话：4月14日，印尼外交政策协会在雅加达举办“新世界秩序下的阵营重组：中等强国的战略选择”主题研讨会，吸引多国百余名嘉宾参与。自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中等强国加强团结以来，这一群体吸引了世界目光。有西方智库和媒体认为，现在已经迎来了“中等强国时刻”或“中等强国时代”。什么是“中等强国”？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强国，其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它们将如何重塑国际秩序？从今天起，《环球时报》将推出“中等强国画像”系列报道，为您进行梳理和解析。
3月15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左三）和丹麦、芬兰等5个北欧国家领导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峰会后合影。加拿大与这5个国家达成合作，被广泛认为是卡尼打造中等强国联盟的行动之一。 （IC photo）
大多数G20成员被认为是中等强国
“中等强国”的概念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6世纪，意大利外交官兼学者博泰罗在其所著的《国家理性》一书中将国家分为三类：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根据他的定义，中等强国“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权威，能够独立自主，无需他人帮助”。它们既不会因弱小而易受暴力侵害，也不会因强大而招致嫉妒，财富和权力适中。
二战后，得益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外交官及学者试图为其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开辟出一片天地，这一词汇重新流行起来。事实上，在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澳大利亚时任外长伊瓦特就引用了该词，指那些“因其资源和地理位置，将被证明对维护世界不同地区的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国家。自此，“中等强国”进入了现代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
过去10年间，“中等强国”概念在全球赢得了更多支持者。不少机构和学者提出相关倡议，举办主题活动，还出版了不少书籍。然而，对于“中等强国”，政界和学界至今仍没有共识性的定义，没有公认的标准或门槛。有人提出了衡量指标，包括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例如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曾将占世界贸易份额1%以上但不足4%的国家归类为中等强国。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发表的文章，在当今世界，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已不再仅仅是其体量规模，而是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中等强国是全球经济的贡献者、区域影响力的重要支柱，并日益成为国际联盟的组织者。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则认为，对中等强国的认定可以从它们不具备的特质来考量：它们并非那种能够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强制推行自身意愿的强国，但具备足够的外交及其他能力，在特定领域发挥较大作用；它们既不是世界的主要规则制定者，也不是纯粹的规则执行者。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秩序与制度项目”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近期发文称，“中等强国”不仅被用于指代一些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描述一些新兴大国。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寻求新的回旋余地，并避免排他性的地缘政治结盟。还有观点认为，除了拥有一些塑造世界政治的手段之外，成为一个有效的中等强国还需要特定的动机和心态：一个成功的中等强国不仅是能够改变区域内或集团间战略平衡的“摇摆国家”或“关键力量”，它还必须愿意并且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填补国际合作的空白，并捍卫国际法律秩序。
基于上述理解，帕特里克认为，二十国集团（G20）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中等强国。还有分析称，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国际论坛和组织中不少成员国也都属于中等强国。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此前发文，将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土耳其和尼日利亚六国归类为中等强国。他认为，这些国家虽然算不上富裕，但拥有以消费为导向的庞大中产阶级和相当强的技术能力。
从二战后到现在：中等强国的抉择与诉求
二战结束后，全球分裂为两大权力中心，迫使很多中等强国不得不站队，要么追随美国，要么倒向苏联。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另一种非此即彼的局面：要么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要么走独立自主道路。然而，选择与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对抗，可能会失去结盟所能带来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因此不少中等强国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秩序。
当下，全球格局正经历一场从单极时代向更为错综复杂的多极化秩序的深刻转型。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刊文指出，中等强国普遍认为原有的秩序已无法维系。从欧洲到亚洲，各国领导人描绘出的图景是一个已然发生永久性断裂而不仅仅处于过渡阶段的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已从偶发的冲突演变为结构性的常态，而寄望于旧有体系自行修复，已不再是明智或可行的选择。
在亚洲地区，人们所忧虑的不仅仅是既有规范的崩溃，更担心这种崩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新加坡总统尚达曼表示：“我们看到《联合国宪章》正在被无视，也感受到过去80多年间逐步确立的规范、惯例与互信正逐步遭到侵蚀。”他将这一风险形容为“一种自我加剧、滑向失序深渊的退化过程”。
在北欧，芬兰总统斯图布则将当前的局势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审视。在他看来，世界秩序正经历一场如同一战、二战及冷战快结束时那样的变化。他提醒道，未来已显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围绕交易、协议与利益集团构建的多极世界；另一条则是以制度、规则与规范为根基的多边世界。斯图布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后者。不过，他同时强调，二战之后建立的多边秩序是依照西方模式设计的，因此如今必须调整权力结构，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多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重新陷入弱肉强食的局面，而这正是我们竭力想要避免的”。
面对这场深刻的秩序重构，中等强国普遍意识到，仅有道义倡导远远不够，若缺乏实力支撑，价值观终将显得苍白无力。正是基于这种务实的判断，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当下的迫切诉求：“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真正的敌人是贫困与苦难。”
罗德里克则认为，中等强国的领导人并不希望生活在一个被迫选边站队的世界里。相反，他们期望构建多维度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从而能够从不受任何大国对抗限制的多元选项中自由选择。
信誉与灵活性VS多重挑战
随着国际体系从单极世界加速转向多极化，中等强国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网站发表的文章，世界已不再围绕整齐划一的集团或可预测的联盟来组织，多边主义陷入危机，长期饱受诟病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被认为正在消亡，但尚不清楚究竟什么会取代它。在这个地缘经济压力和持续外部冲击所定义的环境中，中等强国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称，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偶发性合作，为中等强国施展影响力提供了土壤。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区域组织，并常常站在加强世贸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倡议的前沿。例如，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巴西积极推动对国际经济机构的改革，以使其更好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与此同时，中等强国还善于建立灵活、以目标为导向的伙伴关系，并根据不同问题对合作对象进行动态调整。比如有的国家在安全事务上重点与某些国家合作，在贸易领域则与其他国家携手。
在更具体的层面，一些中等强国将地缘经济工具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无论是澳大利亚与印尼利用镍矿储备吸引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投资，还是新加坡将监管能力作为国家力量的源泉，这些国家都在清醒地评估自身杠杆所在。
印度尼西亚大学东盟—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诺迪普罗在接受《环球时报》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政治中，中等强国往往兼具信誉与灵活性：它们通常不被外界视为追求霸权扩张的力量，因此更容易在政治敏感议题上成为各方信任的沟通者；同时，它们又具备一定的外交资源、经济实力和制度经验，能够推动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并持续开展合作议程。正因如此，中等强国在当今高度分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常被视为务实的“桥梁型建设者”。它们相对中立的立场，使其更倾向于从功能性、务实合作的角度推动议题，而非陷入意识形态对立，从而为各方寻找折中方案创造空间。
不少智库、媒体认为，中等强国的重要性正不断增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24年就发文称，“中等强国时代”已经到来；摩洛哥智库新南方政策中心认为2025年是“中等强国之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期表示，当下迎来了“中等强国时刻”，在这个新兴的多极化世界曙光初现之际，中等强国在重振国际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中等强国拥有诸多优势，它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少，其中之一便是在大国间寻求平衡的同时，维护自身战略自主。中等强国常常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境地，不得不在更强大国家之间进行平衡。此外，随着新的强国崛起、全球权力体系发生变动，中等强国不能固守原有定位，而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行为方式，否则就会失去影响力。当某些大国退回到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单边行动时，中等强国必须继续坚守多边主义、积极组建联盟。
下期预告：
在4月14日于印尼举行的“新世界秩序下的阵营重组：中等强国的战略选择”主题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凭借外交、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及战略雄心，中等强国正发挥“超出体量的影响力”。在“中等强国画像”下篇报道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中等强国如何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影响力，以及它们对国际秩序的重塑作用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