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6月1日文章，原题：德国已失其所长 德国正处于艰难时刻。政治稳定性、社会凝聚力与大西洋外交这些曾让德国引以为傲的特质，如今都岌岌可危。不仅如此，在这些问题的表象下，潜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曾以高效、稳定且有序著称的德国经济成了一个“烂摊子”：经济数据惨淡、企业接连裁员。最糟的是，德国战后的经济活力曾赋予国民一种“我们固有不足，却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的身份认同感，如今这种心理优势不再，国民陷入迷茫。
在鼎盛时期，德国倡导高税收、高工资以及庞大的管理体系。在战后经济蓬勃发展的几十年里，其经济体制就如同德国制造的机器一样，精密而且齿轮零件完美啮合。这些“齿轮”既包括为企业输送娴熟工人的教育体系、工科出身的管理人才，也包括注重长期目标的金融资本、注重工人福祉的劳动保障，这些要素共同成就了德国领先的技术优势，打造了“德国制造”这面金字招牌。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凭借华尔街资本、硅谷的开拓精神取得经济领先后，德国也开始寻求新突破。从表面上看，德国在新世纪的前20年依旧繁荣，不仅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工业核心也得到保全。但过后看来，德国这段时期也只是在“得过且过”。比如，该国车企在东亚地区售出数百万辆汽车，却未向电车制造进行投资转型。这种规避风险叠加短期主义的心态，在德国其他企业同样普遍存在。
当时，德国企业赚取的利润主要得益于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需求旺盛的中国市场，以及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而随着美国的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加上人工智能的冲击，旧有秩序一去不返，德国的营商模式面临全面改革，旧有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优势也要获得重新赋能。
德国经济未来需要聚焦的关键领域有三个，首先就是融资问题。当前许多德企为外资把控，一些家族企业已被私募股权或外资收购。这些外部投资者更在意财报结果，而成熟企业启动长期规划需要资金支持，初创企业则更需要精心培育。德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创立了名为“德国基金”的战略投资基金计划。
其次是教育问题。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曾长期为各行业输送技术人才，但如今该体系却面临生源短缺。一方面是由于人口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很多年轻人志不在此。总体上看，德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也存在不足，曾培养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学府排名已落后于资金雄厚的他国高校。如果那些想法大胆的科研项目能像过去那样得到政府、学界与企业的共同支持，也许是破局的开端。
最后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德国的福利制度成本高昂，需要国民以更长的工时来维系。即便如此，相关的变革也应秉承在战后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伙伴关系”（指政府、雇主及工会三方之间基于自愿原则与相互信任构建的劳资协商与社会合作模式）精神。近几十年来，劳资双方互信度有所下降。此外，人工智能的出现也许是件好事，它与德国的工程制造等传统优势领域恰好能够形成互补。不过，人工智能的应用只有将劳工利益考虑在内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即技术旨在提升工作效率，而非大规模取代劳动者。
诚然，时光无法倒流。今天的德国情绪悲观，国民不仅丢失了对国家实力的信心，更看不清前路的方向。即便如此，德国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家为适应新环境亟需明智的投资、公众的支持以及充足的自信。这些虽然不会消除所有弊病，却能让我们重新走向繁荣。（作者康斯坦丁·里希特，刘皓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