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苏雅瑄】“美国若想解决重要问题，必须与中国合作。”日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视频采访时说。出生于1943年的傅立民是一名“中国通”，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还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担任首席中文翻译，亲眼见证了美中外交关系的建立、发展与变化过程。过去十余年里，傅立民一直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持批判态度。他表示，今年5月的美中两国元首外交“是件很好的事情”，他希望双方能在实践中开展合作，共同探索落实双边关系新定位的具体措施。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
傅立民：我认为美中元首会晤是件很好的事情，这显示出双方对于展开合作或采取并行行动的意愿。此次访华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认识到，无论是在能源、经济、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美国若想解决重要问题，必须与中国合作，别无选择。
环球时报：您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
傅立民：我认为，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应避免给对方制造麻烦，并努力维持一种建设性关系，而非任由其走向破坏性。至于具体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正是双方有机会在实践中合作探索的地方。
我认为，中方已展现出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定义的能力，而美方能否做到这一点，我则不太确定。我也希望中方主动采取一些举措，而非等待美方作出回应。
环球时报：您此前说，中美双方都无法改变对方，双方必须学会与分歧共存。您认为两国现在正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傅立民：我不确定，但我希望如此。在我看来，通往理想进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障碍。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双方，尤其是美方，面临一定的改善对华关系的阻碍。
美中两国改变了彼此。如今的美国与我成长时期已大不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影响。与中国接触改变了我们，而且我认为大多是朝着积极方向改变。美国也改变了中国，如今中国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因此，我希望看到美中合作，使中国正在取得的进步也能输出到美国，我相信这会让美国变得更好。
在美国，精英阶层中有部分人仍抱有相当根深蒂固的反华偏见，而商界精英则恰当地将中国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和合作伙伴。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如果我们能继续双向投资关系，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环球时报：作为资深“中国通”，您是否担心美国年轻一代缺少“中国通”？与老一辈相比，美国年轻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有哪些差异和局限性？
傅立民：是的，我对此感到担忧。在我刚开始从事研究的时候，中国对于我和其他未曾到访过中国、也缺乏中国事务背景的人来说是很神秘的，我们当时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去接触中国。
在我从事中国研究之后，赶上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使得许多美国人再次有机会获得对中国的第一手积极体验。
我担心的是，美国年轻一代学者是在美中对抗而非友好时期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与中国事务间缺乏紧密联系。在我看来，年轻学者由于缺乏在中国实地的亲身经历，因而展现出对中国抱有更具敌意或怀疑的态度。年长一代或许未必完全理解中国，但他们通常对中国更抱有同理心。他们既希望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也愿意通过中国的视角去理解世界，而年轻一代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当你理解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时，你就能提出契合他们观点的论述。如果你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和视角，你也能更好地预测他们对事件会作何反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最终将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而虚幻的外交政策绝非明智之举。因此，我认为加强美中民间交往非常重要。
环球时报：近期，中国正在经历一轮高层外交热潮。对此，您怎么看？
傅立民：中国如今已是世界大国，处于全球事务的中心位置。自然而然，各方都希望就自身关切的问题与中国进行沟通，也希望与中国交往。中国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并在某些其他国家未能取得显著成果的场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比如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在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中，人们也期待中国为斡旋调解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