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东安全新架构——
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主动建构秩序（权威论坛）
2025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现场。新华社记者 谢 锷摄
在吉利汽车埃及工厂，当地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本报记者 周 輖摄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俯瞰。黄培昭摄
2023年1月27日，在埃及开罗，中国向加沙地带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装车等待发运。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2024年7月11日，在伊拉克巴格达，即将搬迁至振华希望学校就读的当地学生收到振华石油赠送的书包。新华社发
8月31日，从阿曼穆桑代姆拍摄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新华社/路透
9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埃及期间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并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支持地区国家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本期邀请5位中外专家，深入解读中东安全新架构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秦 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丁 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艾哈迈德·德拉比克（埃及中国问题专家）
穆罕默德·阿里（阿联酋趋势研究中心主任）
贾西姆·侯赛因（巴林国民议会前议员）
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的落地方案
秦天：习近平主席提出中东安全新架构，这一中国方案顺应中东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集体诉求。中东安全新架构的提出是长期酝酿准备的结果。2023年2月，中国政府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正式提出“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今年4月，面对急剧动荡的地区局势，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8月，习近平主席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4点原则。此次有关中东安全新架构的4点倡议与此前的主张、原则一脉相承，是中国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为破解中东安全难题提出的系统解决方案。
艾哈迈德·德拉比克：当下，中东安全体系十分脆弱，接连不断的战争和冲突表明，现有安全机制已无法阻止危机蔓延。地区国家对外部力量维护安全能力的信心下降，纷纷寻求国际伙伴关系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2023年，中国成功斡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复交,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中东没有地缘政治私利，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阵营对抗。中国提出中东安全新架构，目标在于构建地区国家广泛参与、积极发挥作用的多极化安全格局，是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的落地方案。
中方选择在埃及阐述中东安全新架构颇具深意。埃及既是重要的非洲国家，也是阿拉伯大国，地处亚洲、非洲与阿拉伯世界的交会地带，连通地中海和红海，同中东各方主要力量保持广泛联系，是阐述该方案的理想地点。
丁隆：中东正深陷二战结束后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伤亡人数最多、人道灾难最严重的一场冲突。战火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关键国际航道受阻，能源供给紧张、油价大幅波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承受重压，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不断蔓延的连锁反应充分说明，由域外大国主导的中东旧安全体系已经失效。把地区安全托付给外部力量的“安全外包”模式，反而会形成“安全悖论”，不断滋生风险。严峻形势下，中东各国战略自主意识显著增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地区国家迫切需要有助于恢复中东和平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方案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整体推进，回应了地区安全“由谁构建、构建什么、如何构建”的问题，为中东重拾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中东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主动建构秩序。
贾西姆·侯赛因：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单边胁迫、强权逻辑与外来干涉无法化解地区矛盾，反倒持续激化对立、催生新的动荡。中东各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自主把握前途，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与安全模式。国际社会应尊重地区国家自主选择权，为各方释放发展潜能、深化对话协作创造有利外部环境。习近平主席着眼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4点倡议，回应了中东国家谋和平、求稳定、促发展的迫切愿望，为中东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重要指引。
促进中东国家战略自主，为其协调安全问题提供机制化平台
丁隆：当前，中东冲突呈现显著的内在关联性与跨域外溢性。在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冲突正沿着代理人网络与阵营对抗的断裂带不断扩散。与此同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面对这一系统性危机，“头痛医头”式的解决思路无法阻断风险传导链条，难以将停火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制度化安排。
中方将“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置于首位，是因为中东安全格局的根本缺陷在于安全问题长期被外包、被交易、被阵营化，导致地区安全依赖外部庇护，地区国家缺乏自主性。一旦外部优先级变化，脆弱的安全平衡便会被打破。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在于，它本着“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原则，致力于将地区安全路径的选择权交给地区国家，通过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促进地区国家战略自主，为其在安全议题上协调、沟通提供机制化平台。
穆罕默德·阿里：中东冲突参与方相互交织、风险传导渠道高度重叠，孤立的危机处置模式难以奏效。巴勒斯坦问题深刻牵动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国家，加沙局势一旦升温，极易向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多国外溢。与此同时，域外国家与地区国家博弈加剧，持续影响海上航道安全、牵动核问题、卷入地方武装力量。过往的安全模式往往以应对威胁为目标，而非着眼于构建秩序，将中东地区机械性地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阵营，未能充分触及滋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排他性治理、发展鸿沟、占领领土等问题。
要实现持久稳定，必须探索多层次的安全路径，以政治解决手段、军备控制措施、有效的国家治理以及广泛可及的经济机会，为破解安全顽疾进行系统施治。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并非要拆解现有地区关系，而是要将这些关系纳入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创造共同利益的共同规则之中。
艾哈迈德·德拉比克：中东安全新架构的4点倡议，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非常必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安全困境的一大症结。只要这一核心问题悬而未决，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就无从谈起。中东地区的危机早已不再是孤立事件。一些传统安全模式将一国安全与邻国安全割裂开来，催生“安全困境”，威慑措施反而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事实证明，无论是割裂式应对单一危机的手段，还是依赖外部保护的方式，都无法带来长期稳定。如果安全治理的结果是只有部分国家获益，而巴勒斯坦人民仍不能恢复民族合法权利，那地区动荡的根源就无法消除。中国反对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主张将其置于地区整体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大格局中加以统筹把握。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基础。
将安全目标与发展机遇结合，契合中东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待
秦天：安全与发展这对辩证关系在中东有很生动的体现。中东地区多次发生大规模动荡，深层原因在于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不发展或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滋生大量安全隐患。最近的中东局势进一步印证：没有安全作为前提，发展便无从谈起，即便是过去积累的发展成果也可能被战火吞噬。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航行安全条件持续恶化，不仅直接威胁地区国家生存环境，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强烈冲击。若不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出发，将难以找到化解海峡危机的有效对策。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动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2023年3月，中国在北京成功促成沙伊复交。中国一方面与沙特、伊朗保持经贸往来，以自身发展带动两国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召开3次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委员会会议，不断巩固和解成果。在2026年美以伊冲突期间，沙特与伊朗仍保持沟通、维系和解局面，充分彰显中国“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路径的有效性。
穆罕默德·阿里：贫困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发展也不会自动创造和平。只有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国正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阿中合作论坛机制，推动与中东国家深化经贸合作，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众多项目，以及中国同海湾国家在清洁能源、金融领域等开展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于巩固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培育利益攸关的发展共同体。发展虽不能取代政治解决，但在政治解决达成之后，发展可以使安全更具韧性。
艾哈迈德·德拉比克：中东安全新架构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侧重合作而非对抗，契合地区国家摆脱冲突、寻求发展的普遍愿望。中国是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与不同国家保持经济互动和稳定对话。中国将安全与发展相联系，把安全目标与发展机遇结合，契合中东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待。
丁隆：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深陷安全赤字掣肘发展、发展滞后加剧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红海、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航道不仅是全球能源贸易的重要动脉，更是支撑地区稳定的重要公共产品。稳住航道安全能有效避免局部冲突借由能源供应链等渠道向外蔓延。以航道安全为纽带，深化域内经贸融合，加强基础设施联通，促进能源产业链深度互嵌，以共同利益抬高冲突成本、降低让步代价，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要义所在。
在中东安全新架构框架下，常态化开展护航维稳、海上救援、危机沟通等合作，将有助于补齐中东地区海上治理与对话机制的短板，也将有助于将脆弱的临时性停火逐步提升为稳定可预期的地区规则。
为中东提供独立自主、包容和解的和平发展道路
穆罕默德·阿里：中东安全关乎地区稳定，也牵动全球安全。目前，各方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安全认知，在中东地区安全核心议题、威胁判定以及外部力量介入定位等关键问题上分歧显著，多重结构性矛盾持续拖累安全治理进程：一是主权与干预之间的关系，外国军队、代理人网络、跨境军事行动使冲突不断国际化；二是法律承诺与执行之间存在落差，安理会相关决议没有得到落实，国际法治没有得到遵守；三是治理机制碎片化，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各种双边联盟及临时性联合机制各自运作，却缺少一个统筹机制。
基于此，国际社会参与中东事务更需恪守规范准则，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切实落实安理会决议。
丁隆：中国方案获得地区国家广泛重视，关键在于其回应中东国家安全领域核心诉求。
一是立场的可信度。中国在中东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所谓“真空”，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不选边站队、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因此，中国能与冲突各方同时保持沟通，成为多方共同信赖的斡旋者。
二是方案的有效性。中国倡议不只聚焦危机管控，而是兼顾安全和发展、关照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地区国家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中国持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对接各国经济发展议程，点明问题关键，动荡根源在发展、出路最终靠发展。
三是路径的正当性。中国坚持尊重地区国家主人翁地位，反对曲解滥用安理会决议、反对搞双重标准，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本遵循、以对话协商政治解决争端，为中东在依附与对抗之外提供了独立自主、包容和解的和平发展道路。
贾西姆·侯赛因：中东需要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公正、平衡的斡旋推动有关各方缩小分歧、增进互信，而不是让少数国家以单边行动取代多边协商。积极推动落实中东安全新架构的4点倡议，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有利于中东地区逐步摆脱冲突与对抗，走上持久和平、共同安全和可持续繁荣的发展道路。这不仅符合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屈佩、王旭琛、沈小晓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