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肖震冬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林志】“为实现美国领导人重夺海上领导地位的愿景，白宫计划将700亿美元预算投向本土造船、港口和航运建设。”国际海运新闻网站“TradeWinds”7日的报道披露了一份被称为“美国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船舶订购计划”。报道称，白宫认识到美国造船业和海事产业正迫切需要重振。事实上，美国的造船能力近年来一直饱受质疑，而2月底爆发的美伊冲突导致的美国能源调运能力捉襟见肘，成为暴露美国造船业困境的最新例证。
韩华费城造船厂船坞内，工人进行船体焊接工作。（视觉中国）
能源出口大增背后，本土调运遭遇瓶颈
据“TradeWinds”网站报道，这份预算提案是在总统特朗普发布关于“重夺美国海上主导地位”的行政命令近一年后提出的，此前白宫发布了一份执行该指令的政策路线图，其内容反映出特朗普对于当前美国海事能力的不满。
中东局势近期持续动荡令美国本土能源价格高企。压力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17日宣布对《琼斯法案》实施为期60天的临时豁免，允许外籍船舶参与美国港口间的能源运输。该法案原本规定，美国境内港口间的海上贸易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美国船东拥有、美国籍船员操作的船舶。然而截至4月8日美伊宣布暂时停火，半个多月以来，这一政策非但未能提振美国本土的能源流动，反而出现了出口上升、内贸运输停滞的“反向运行”态势。
据《香港经济日报》援引大宗商品数据平台Kpler的数据报道，豁免实施后，美国本土港口间原油、成品油及生物燃料运输量在3月基本维持在每日约137万桶，与2月持平；液体能源运输量则从每日82.6万桶下降至77万桶。能源调运不畅加剧造成了美国多个地区油价上涨，汽油、柴油价格分别较中东局势升级前上涨超过4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能源出口大幅攀升。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燃料在内的高等级精炼油品，3月出口量升至每日约311万桶，创下2017年以来最高单月纪录。
“不足全球1%”
一边是国内油价高企，一边是燃料出口创纪录，美国能源现状出现如此矛盾的背后实则存在一大症结——没有足够的船只可用来运输大宗能源商品。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分析，《琼斯法案》本意在于“保护美国本土航运与造船业”。
然而，在其长期影响下，美国造船能力反而持续萎缩。白宫发布的《美国海事行动计划》显示，美国新建商船产量已不足全球1%，真正活跃的新船建造船厂仅剩8家，难以支撑国内运输需求。
美国造船业的能力缺口，在国际对比中更加凸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新闻节目报道称，美国船厂一年仅能交付1至1.5艘船，而韩国船厂平均一周即可建造1艘。同类船舶在美国建造不但周期更长，成本也高达亚洲竞争对手的5倍。报道还称，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却无法建造符合本国沿岸运输需求的液化天然气特种运输船，只能通过外国海事承运商向30多个国家出口。这样的运输模式无法支持美国本土港口间的能源调运。
当前美国能源运输船舶调运紧张，进一步暴露了美国造船业所面临局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的商用船舶产量已不足世界总量的1%，全球排名跌至第19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是在报道中直言：“如今连美国海军的造船计划都臃肿迟缓，商业造船能力更是几乎不复存在。”
“设计外包、本土制造”令盟友不满
在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下，美国造船业重建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不断加深，韩国企业成为重要参与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船企韩华已收购美国费城船厂，并计划投入约50亿美元扩建产能，将年建造能力由目前的1至1.5艘提升至20艘，同时下单油轮及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相关投资以韩美造船合作基金为主要资金来源，并通过政策性金融提供贷款和担保支持，而这些费用主要由韩方承担。这种依赖关系进一步延伸至军事造船领域。但在合作推进过程中，制度约束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韩国《每日经济》网站认为，美国本土海运企业数量有限，在船舶交付融资等环节缺乏明确主体，成为项目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
与此同时，对美合作的成本持续向韩国企业端传导。韩联社指出，韩华相关投资及订单安排被美方的“美国优先”政策环境严重影响，相关制度要求美国港口间运输优先使用本土建造船舶，促使韩国企业不得不在美国布局产能并扩大投资。
韩国《金融新闻》援引NICE信用评级分析称，韩华系统与韩华海洋对美投资规模已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2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企业举债来筹措，这直接导致韩华系统的负债率由97%升至106.3%，在持续资本支出与对外投资并行背景下，企业资金压力明显上升。
韩国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制度上坚持本土建造，但现实中又不得不引入韩国企业参与设计与技术体系，这种“设计外包、本土制造”的安排，反映出其在产业能力不足与制度约束之间的折中。同时，韩国企业不仅需在美国投资建厂、输出技术，还需承担本地用工、成本上升及制度不确定性等多重风险。韩联社旗下金融子公司Infomax进一步指出，美国一方面要求韩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另一方面又通过301调查等贸易工具对外施压，政策信号前后矛盾，进一步加大企业经营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