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AllAfrica”新闻网5月31日文章，原题：不只落地基建：还应培养非洲所需的生物安全领导人才 当自然暴发的传染病、实验室事故以及生物制剂被蓄意滥用等风险不断交织，全球生物安全环境正变得愈发复杂。对非洲而言，未来能否有效预防、发现并应对这些威胁，将取决于是否能够持续培养和储备相关人才。
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出现首批死亡病例，到5月实验室确诊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中间至少间隔了3周。就在这3周里，病毒造成至少80人死亡、246人感染，并从刚果（金）扩散至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几十年来，生物安全风险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新的承诺和改进措施的出现，但仍存在改进空间。2014年至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之后，非洲加快建设覆盖全大陆的卫生应急响应体系。2017年，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成立，目标是提升非洲国家预防、检测和应对健康威胁的能力，同时加强《国际卫生条例》的落实能力。非洲疾控中心还推出了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战略，其中包括一项全新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倡议。该倡议旨在非盟成员国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体系建设，使其符合《国际卫生条例》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要求，从而防范危险生物制剂被意外释放或遭到蓄意释放。
然而，仅靠该倡议仍然无法建立能够长期维持和管理这些体系的领导人才储备，也无法独自应对不断出现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风险。如今，这一人才缺口显得愈发突出。举例来看，2024年6月，南非国家卫生实验室服务中心遭到勒索软件攻击，导致其实验室信息系统瘫痪约6周，迫使工作人员转而使用手动系统、线上聊天群组和纸质记录来提交检测结果。这导致检测周转时间翻了一番，数十年的历史医疗数据也面临风险。
非洲生物安全领域的人才不仅要能够应对已经发生过的威胁，还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新的风险。新兴技术正在带来生物安全方面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降低了病原体设计的门槛，并扩大了以往仅限于国家项目能力的获取途径。备受关注的“双重用途研究”，仍然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而虚假信息和薄弱的监测系统可能会延误疫情的发现，并使溯源工作更加复杂。合成生物学等新兴领域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尚无相应的监管框架。因此，随着各类生物技术不断进步，未来的非洲生物安全领导者不仅需要掌握科学知识，还需要关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并推动形成新的治理框架，为下一代技术解决方案提供指导。
当下，非洲的生物安全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个机构或某项基础设施，而更多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支训练有素、能够预防和发现相应威胁、同时兼具科学和政策视野的人才队伍。建设这样的领导者和专业人才储备，并不是生物安全体系中的附属环节，而是支撑整个非洲生物安全体系运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作者威尔莫特·詹姆斯等，林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