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冯帆】中国学者、河南大学学术副校长刘彦随教授在9月17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立足乡村地域系统和城乡融合发展，将城市与支撑其发展的乡村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统筹，指出如果乡村社区和生态系统持续衰退，仅靠城市内部绿化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篇题为《城市绿色举措不能遗忘周边乡村》的文章由刘彦随与黄鑫鑫共同撰写，聚焦人口流动、土地利用变化及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过程，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削弱乡村维系自身发展的能力。
刘彦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把城市的局部绿化等同于全域系统的绿色转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城市公园、绿色屋顶可以改善局地微气候，但是解决不了城乡要素失衡。
“城市再‘绿’，如果是以乡村衰退为代价，那么这种绿色就是片面、脆弱、不可持续的。”刘彦随说。
他表示，城市的粮食供给、淡水供应、碳汇缓冲、生物多样性维护，这其中绝大部分支撑功能都来自建成区边界以外的广阔乡村地域。但资源消耗、生态损耗与灾害损失的成本却留在乡村源头。城市消费乡村提供的生态产品，如果资本、补偿与公共服务不向乡村回流，就会形成人口、土地、生态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抽血。
文章指出，预计到2050年，全球67%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随着人口向城市迁移，许多乡村地区持续衰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已有多达4亿公顷土地被弃置或停止利用，多达一半的牧场被认为已经发生退化。
这一问题在多个地区有所体现。文章援引数据显示，西班牙约8000个市镇中，约4000个市镇的人口密度不足每平方公里13人。文章还提及日本部分市町村面临严重人口减少，以及拉丁美洲非正规聚居区不断扩大的情况。
“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本身没有对错。”刘彦随说，“但需要区分‘有序转移’和‘要素单向掠夺式流动’。”
他认为，城市化不能当作乡村振兴的替代方案，而必须“双轮驱动”，追求“双重目标”：让进城群体实现稳定市民化；让留乡村民生计可持续。
刘彦随表示，大量劳动人口外流之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逐步弱化，进一步倒逼更多家庭离开故乡。流失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乡土社会网络、地方文化、社区内生组织活力。与此同时，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城市的住房、就业与社保承载不足，一些矛盾会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文章将人口、经济与环境资源相互关联的衰退概括为“乡村衰退综合征”。对于一些政策应对效果有限的原因，刘彦随指出：“症结在于碎片化治理，没有破解城乡系统失衡的结构性矛盾。”
文章以欧盟农业补贴为例指出，2014年至2020年，20%的受益者获得了80%的直接支付资金，补贴分配高度集中。在日本，持续投入乡村道路和宽带网络，也未能逆转一些村落的人口衰减趋势。
“道路、网络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刘彦随说，如果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按照部门分工、行政分割推进，而不能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产业培育、人口与土地政策协同，甚至会进一步加剧要素流向大城市。
文章介绍了Geo-STEP模式框架，即地理科学、地理技术、地理工程、地理实践的四维融通，将科学评估、地理空间监测与工程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
“简单来说，科学做诊断，技术做探测，工程做重构，实践做转化并形成闭环反馈。”刘彦随说。
他介绍，从人地系统科学视角，这一模式通过地理科学开展区域系统诊断，厘清人口、土地、水、碳、产业多要素之间复杂交互关系；综合遥感、土壤水文观测、空间建模，建立长期动态监测；立足流域、地域整体，实施土地、水文、生态空间综合重构；再转化为空间规划、政策制度、社区参与治理，并且依据监测数据持续动态调整。
刘彦随表示，这一模式强调“把城乡作为完整地域系统，追求生态生产力提升和民生生计改善双向目标，而不是片面追求某一个指标”。
黄土高原延安的治沟造地项目体现了这一创新思路。文章介绍，通过推进沟道及坡面生态-生产协同整治，加固坡面、种植植被，治沟造地、发展生产，配套修建排水沟渠和坝体，并利用卫星观测、土壤调查和水文模型支撑工程设计，服务整治实践。
这些综合措施有助于减少进入下游河道的径流和泥沙，新增耕地则支持当地农业生产。文章还指出，坡上泥沙的沉积以及植物和根系的有机质积累，增强了土壤有机碳储存能力。
刘彦随表示，延安沟道治理是整个流域水文、土地、生态、民生等多要素统筹和系统重构，真正实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谈及Geo-STEP模式在不同地区的推广应用，刘彦随强调：“它不是输出一套固定样板工程，而是一套工具箱和方法论体系。”他表示，非洲的东非高地、西非城郊、欧洲人口收缩乡村，人地矛盾完全不一样，可以因地制宜组合技术、工程和社区实践机制，而不是照搬同一套方案。
对于东非高地这类传统农业山地地区，刘彦随建议，“把传统梯田治理和现代卫星水文监测结合，强化流域协同治理，兼顾上游水源保护、下游泥沙防控，充分发挥社区主体作用”。
对于西非城乡交错地带，他表示，要“把城市扩张管控、小农生计保障、生态廊道保护、公共服务配置放到同一空间规划里面，从源头减少人口被迫逃离乡村”。
对于西班牙、日本这类发达国家人口收缩乡村，刘彦随认为，重点是重塑本地发展优势。他提出，依托数智技术、精准农业提升产业效率，完善网络与共享办公空间，吸引服务业岗位留在本地，同时打通碳汇、生态补偿市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就业优势和产业优势”。
在政策落实层面，文章提出，应通过长期区域投资，将土地综合整治、流域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纳入统一空间规划。
刘彦随表示，要“完善碳汇交易、水质补偿、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推动城市发展收益反哺乡村，让生态保护者获得合理收益”。他还提出，加快推进落实城市对粮食、水源、生态服务的消费责任，和对供给地乡村的长期投资挂钩。
“土地、水资源、土壤、碳储量、人口动态的数据不能锁在科研院所。”刘彦随说，要充分利用全球对地观测资源，搭建开放共享平台，降低基层政府、规划人员使用技术门槛，开展基层能力培训。气候、人口、土地利用都在变化，需要依靠持续监测动态调整政策。
城市化时代并不等同于“后乡村时代”。城市绿色转型进程中不能忽视乡村价值。城市与乡村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有机体与发展共同体。“只有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统筹谋划，才能迈向真正全面、可持续的绿色未来。”刘彦随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