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王军 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欣】编者的话：“日本制造”近日再爆造假丑闻。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得科公司4日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东芝财务造假，到高田“死亡气囊”、神户制钢与三菱电机数据造假，再到此次尼得科844起跨部门质量违规，日本制造业“神话”正在破灭。所谓“匠人精神”，不过是遮蔽内部沉疴、应对外部监管的公关盾牌。日本多领域标杆企业集体失守，彻底暴露了其工业体制的系统性缺陷。
造假进入“系统性越界”阶段
尼得科社长岸田光哉4日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称“由衷而深切地表示歉意”。调查委员会主席、律师伊丹俊彦表示，继财务造假问题之后，又在“事关制造业根本的质量保证领域”发现如此大规模的违规行为，问题极其严重。
4日，尼得科社长岸田光哉等人为造假行为鞠躬道歉。（视觉中国）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尼得科今年5月被爆在2020年至2025年间存在超过1000起涉嫌质量造假的行为，随后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最终，调查委员会在尼得科集团12个业务部门和子公司中认定844起质量造假行为。约95%的违规行为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改变设计、材料或制造工序，其他问题包括篡改、捏造试验和检测数据等。
近年来，日企被曝光的造假行为并不罕见。2023年，丰田子公司大发汽车承认，30多年来一直在64款车型上伪造安全数据。2024年，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和铃木均承认在测试数据上作弊或进行不当测试。京王重机整备公司承认伪造了1700多套火车轮轴的数据。川崎重工业承认，其在船舶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上造假超过20年……
曾爆出造假丑闻的日本大发汽车总部的广告牌上写着“客户第一，质量第一”。（视觉中国）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日本外交问题研究者孙盛囡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日本制造企业的造假多表现为“数据篡改”或“检测打折”，本质是对现有标准的偷工减料；而尼得科案中高达95%的违规行为涉及“擅自变更”，标志着造假进入了“系统性越界”阶段。造假行为被组织内部包装成“控制成本”“保证交期”的“合理经营手段”，变得制度化和合理化，比之前的数据造假更具隐蔽性与破坏力。
日媒分析称，尼得科一线工作人员可能认为，更换材料或调整工序后，产品性能并无明显变化，因此不必通知客户。岸田光哉也表示，目前没有发现影响产品安全的情况。但分析人士认为，质量保证不只是产品能否运转，还包括是否按照客户认可的材料和工序生产，以及出现问题后能否追溯。由企业自行判断“没有问题”，实际上剥夺了客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尼得科此前已被爆出财务会计造假，随后的深度调查才揭露出质量违规事件。2025年9月，尼得科驻多国分支机构爆出系统性会计舞弊，涉案总金额高达2500亿日元（100日元约合4.3元人民币）。东京证券交易所于2025年10月将尼得科股票列为“特别注意股票”，并警告称，如果公司内部治理无法改善，或将对其启动退市程序。《读卖新闻》称，业界认为之前的财务造假对净利润造成的负面影响高达1607亿日元，公司至今仍无法公布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合并财务报告。财务部门制造符合目标的数字，生产部门制造绕过客户程序的“合格品”，说明失守的不是某一道工序，而是整家企业对真实信息的态度。
孙盛囡认为，这表明日企的造假已从单一部门的违规，演变为财务指标压力倒逼质量造假，质量造假“反哺”财务虚盈的恶性双向循环。
“并非个别企业的偶然失足”
造假形式的变化与尼得科长期推崇的经营方式密切相关。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尼得科官网曾以“马上做、一定做、做到为止”作为宣传语。强烈的成果导向和彻底的降低成本被概括为“永守主义”，创始人永守重信就是凭借这种经营方式，将尼得科发展为大型知名企业。然而，在企业组织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曾经的成功经验逐渐演变成系统性风险。
调查报告显示，管理层不断强求完成短期业绩目标和降低成本，把“不合理要求和矛盾”压给了一线工作者。《读卖新闻》披露，曾有尼得科高管在视察工厂时，以降低成本为由直接要求现场作出变更。管理层或许没有明确下达造假的命令，却制造了一种只有突破常规才能完成任务的环境。
岸田光哉承认，公司对管理部门的人力投入相对不足，依靠非常薄弱的总部管理部门支撑业务扩张。调查问卷显示，31.9%的企业员工把交货期限、销售额、利润或降低成本的压力列为违规的原因。一线人员被要求变更材料、供应商和工序以降低成本，同时又缺少处理客户和质量问题所需的时间、人手和设备。变更项目增多，然而尼得科投入的管理资源却没有相应增加。
据朝日电视台报道，一些员工认为造假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这种程度不算问题”，代表性案例包括未经客户同意重新使用零部件且未向上级报告。一旦报告问题，可能引发停产和交涉，报告者还可能遭到斥责并承担善后工作，公司内部因此形成“谁报告谁吃亏”的共识。当说出真相的代价高于隐瞒问题，沉默便成为最安全的选择，个人违规也会演变成为组织惯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霍建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尼得科擅自变更制造工序、篡改检测数据等一系列违规事件，并非个别企业的偶然失足，而是“日本制造”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的又一次暴露。
孙盛囡分析认为，日本制造行业造假行为层出不穷，背后有多个深层原因。其一是供应链压力剧增，降本与增效极限拉扯。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国际竞争者的挤压，日企总部层层下达严苛的降本与交期指标，将压力转嫁给生产环节。当企业无法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消化成本时，便选择在客户看不到的环节“偷梁换柱”。其二，日企的评价体系多采用“减法逻辑”——不出错者升迁，暴露问题者出局。在“提出问题等于承认无能”的氛围中，一线员工被迫在“承认无法完成任务”与“通过违规达标”之间选择后者。造假，成为组织内部的“自卫机制”。其三，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形同虚设。日企的子公司与事业部高度独立且相对封闭，形成内部利益共同体。违规行为在部门内被“默许”并长期延续，跨部门监督机制彻底失效。其四，沉溺“信任红利”，把“品牌声誉”当成“造假掩体”。“日本制造”数十年来积累的社会信任，原本是其溢价来源，却反过来成了造假的“避风港”。
“仪式化的道歉不等于制度层面纠错”
日本企业造假被曝光后，高管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歉”的场景已经屡见不鲜。然而，“鞠躬致歉”并没有阻止下一场造假的发生。
孙盛囡表示，在日本，鞠躬道歉被视为一种社会规范，其本质上是一种“责任切割”仪式。企业高管通过鞠躬道歉和辞职转移焦点，在道德层面完成“责任切割”，是在用极低的个人道德成本，替机构性违规“挡枪”，并未真正动摇导致造假的绩效考核与组织架构。“日本法律对企业违规的处罚相对温和，违规成本远低于收益，变相纵容了下一次造假的发生。”
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永守重信已于去年12月辞去尼得科董事会主席职务，此后又卸任名誉董事长。岸田光哉表示，最高经营负责人应对公司发生的一切承担说明责任。但说明责任并不等于实际问责。
霍建岗表示，仪式化的道歉并不等于制度层面的纠错。如果没有配套严厉的惩戒与内部机制整改，就无法阻止同类问题反复上演。接连不断的造假事件，正在持续消耗国际市场对于“日本制造”的信任，会对其产品的国际声誉与议价能力形成长期侵蚀。
日本学者原博人在国际期刊《技术与社会》刊文称，近年来，日企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丑闻频发，企业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某些案例中，质量欺诈行为甚至持续了十余年之久。重塑公众对日本企业产品质量与可靠性的信心，已成为严峻挑战。
孙盛囡认为，面对中韩等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崛起，造假丑闻不再只是令日企声誉受损，也成为国际客户加速供应链“去日本化”的催化剂。国际客户对日企的合规审查与质检要求将大幅提高，这将导致日企自身履约成本提高。对日企而言，其丧失的将不仅是议价话语权，更是其数十年来建立的产业文化话语权。
孙盛囡进一步表示，尼得科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日本制造”神话破灭长剧中的最新一幕。当鞠躬与道歉成为例行公事的危机公关，外界看到的不仅是质量标准的失守，更是日本产业文化与治理体制的深层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