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日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
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
虽然正值酷暑，仍有许多观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悼念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中遇难的30万无辜同胞。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层，从今年5月18日起，新增了一处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两年半的时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萨顿是谁？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
萨顿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
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
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邹德怀：6本是日记，1本是工作笔记，7本档案都非常重要。作为一名收藏者和研究者，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些都是原始文件。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发现国内，至少互联网上从未出现过这些内容，所以我决定将它们拍下。
邹德怀从事收藏十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竞拍与东京审判有关的藏品。
邹德怀：说实话，当时我并不太了解萨顿是谁，可能隐约听说过这个名字，甚至拍下时好像连百度百科都没有。萨顿负责在中国寻找见证者、幸存者，整理好资料后提交给东京法庭和法官。他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小人物”，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
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的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里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
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
“愿意，即刻赴任”
段宇豪也是一位收藏爱好者。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
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今年一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审判。
然而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阻碍。
1946年3月5日、6日，国际检查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濬、裘劭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
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濬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劭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
萨顿的档案里，都记录了什么？
“我受命协助筹备中方的起诉案件。三至四月间，我在中国停留了三十一天，约谈潜在出庭证人，收集整理将在法庭上提交的书证。这项工作让我走访了上海、北平、重庆与南京。”
“除了和其他检察官协作处理侵华战争不同阶段的案件之外，我还独立负责 “日军针对平民及其他人员实施暴行” 这一部分的控诉工作。我已经安排部分证人出庭，陈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士兵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世人熟知的 ‘南京大屠杀’。”
这是萨顿写给友人书信中的内容。
“4月7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使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这是萨顿在南京时一篇日记中的记录。
杨夏鸣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察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他收藏的一份1946年的报纸中，曾这样报道萨顿和莫罗的南京之行：
“法庭将于4月15日前后正式提交起诉书，调查组重点核查了1937年那场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如今在南京当地广为流传一件事：取证团队在南京停留的一周内，曾单日约谈多达120名1937年南京暴行的目击证人，他们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三点才能休息。”
萨顿回去以后写了五份来自中国的报告：
《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
《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
《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占区鸦片与毒品贸易》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六周的暴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的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湮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
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