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王军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孙默】编者的话：4月10日，以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东横孩子”现象为题材的电影《炎上》在日本上映，引发广泛关注。所谓“东横孩子”，是指聚集在东京新宿区东宝大厦周围的未成年人，他们多数因家庭问题离家出走，靠性工作和露宿街头维生，深陷药物滥用、犯罪等困境。然而，这一问题并非东京独有——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均出现了类似的未成年人聚集现象，折射出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但由于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这些治标之策效果非常有限。
药物滥用、被诱骗卖淫、卷入犯罪
夜幕降临后，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的霓虹灯亮起，东宝大厦旁的广场和路边，常能看到未成年人的身影。他们或席地而坐，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人低头刷手机，有人抽烟、喝酒、大声喧哗，也有人只是长时间发呆。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日本给了他们一个高度标签化的称呼——“东横孩子”。这里的“东”指的是东宝大厦，“横”在日语中是“旁边”的意思，“东横”是对东宝大厦旁广场及周边区域的通俗叫法。
东宝大厦于2015年建成，2018年前后，附近出现了很多热衷自拍的学生。从2020年开始，聚集在这一区域的青少年不断增多，甚至包括一些小学生。他们中既有东京本地人，也有从关西或其他地方来到这里的。围绕“东横孩子”的新闻，总是和饮酒、药物滥用、性侵等相关。无论在警察、媒体还是一般民众眼中，“东横孩子”约等于“问题少年”，而“东横”也被视为一个需要治理的场所。
铃香和妮帕身穿黑色服装，这身非官方制服标志着她们是“东横孩子”的一员。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女孩一样，她们靠性工作维持生计。两人经常露宿街头，或借宿朋友家中。天气太糟时，她们会和其他人凑钱住一晚廉价旅馆。两人会将剩余的钱用于购买香烟、酒类以及一些非处方药物，然后大量服用这些药物，以追求快感。一名常去“东横”的19岁女孩向日本《每日新闻》透露：“我周围的孩子都这么做。他们会问我，‘你不来点吗？’我就说，‘嗯，好吧。’然后我们会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比如那些显示我们舌头因为药片而变蓝的照片。”还有人表示，他们过量服用药物，是“想忘记不好的事情”。
今年1月中下旬，东京都警方在“东横”拘留了32名10岁至19岁的青少年，其中一名女孩的包中被发现有600片安眠药。32人中，4名女孩似乎服用药物过量，其中一名14岁的初中生因出现抽搐症状被送往医院。“东横”不断出现服用药物过量者被紧急送往医院的事情，甚至还出现死亡事件。2025年10月，一名精神恍惚的14岁初中女生从一栋建筑坠楼身亡，据信她死前服用了过量的止咳药。在“东横孩子”相关事件的影响下，日本各地出现了不少青少年死亡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
除了药物滥用，“东横”很多少女还被诱骗从事卖淫活动或者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一些侵害者甚至还是保护青少年利益团体的成员。2025年2月，一家相关团体的43岁成员，因涉嫌与“东横”未成年少女发生不当性行为而被逮捕。
“东横孩子”还容易被卷入犯罪活动。2020年，一名16岁男孩因与母亲关系不和，多次离家出走前往大阪南区的娱乐区。有一天，他听朋友说“东京新宿歌舞伎町有份兼职，甚至允许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后，便独自去了东京。然而，那份工作实际上是犯罪活动，该男孩被要求在一个免费提供的房间里拨打诈骗电话。他之后因此被逮捕，并被送入少管所。警方指出，部分未成年人因一时冲动卷入盗窃和暴力犯罪。警方也担心这些青少年可能被黑恶势力吸纳，走上犯罪道路。
11.5%的儿童贫困率+77万起校园霸凌事件
在日本，不只有“东横孩子”，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大城市的繁华街区，乃至一些小城市的车站前，都陆续出现了类似的未成年人聚集现象，并被命名为“某地孩子”。在大阪市中心，道顿堀格力高广告牌下方的公共空间，夜间常有未成年人停留；名古屋市中心商业设施唐吉诃德门店周边，也被视为固定聚集点；在福冈市，未成年人夜间逗留的场所则集中在天神地区警固公园一带；福岛县郡山市车站前区域，近年来出现青少年夜间聚集的现象。
“东横孩子”和日本各地类似问题的出现，与该国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多项调查显示，聚集在这些区域的孩子，普遍在家庭或学校中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2年版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约5.4%的孩子和年轻人表示“在任何地方都找寻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上述被少管所收容的少年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他流着泪对帮助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德丸说：“妈妈叫我滚出去，所以我就离开了家。之后，我不得不自己生活。我住在那间屋子里，除了打（诈骗）电话，我别无选择。”
日本AbemaTimes网站今年3月做过一期关于“东横孩子”的采访视频节目。一些青少年讲述了他们聚集在“东横”的原因。在该区域待了两年的20岁女青年结衣（音）说，很多“东横孩子”都有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分享苦恼能让彼此产生共鸣，带来慰藉。在“东横”待了两年半的“猫山”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东横’的孩子都能体会到不被父母接纳的感受。”
德丸表示，2020年，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增多，这是因为很多因疫情失业的父母把愤怒发泄在孩子身上。经济压力可能是不少父母将负面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的重要原因。虽然日本是发达国家，但该国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21年国民生活基础情况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显示，53%的家庭感到“生活很辛苦”，其中有60%以上是育儿家庭。日本的儿童贫困率为11.5%，这意味着近200万18岁以下儿童处于贫困之中。此外，日本的单亲家庭比例为12.2%，其中单亲母亲家庭约占90%。日本单亲家庭儿童的贫困率高达44.5%，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31.9%的平均水平。
日本的儿童贫困问题根植于该国的结构性矛盾。由于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很多产品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大幅推高了进口成本，导致一些日用品价格上涨。工资增长远落后于通胀，导致家庭年收入和购买力持续下降。受育儿责任等因素所限，大多数单亲母亲只能从事非正规工作，导致收入微薄，进而形成了单亲家庭儿童贫困的根源。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社会学者土井隆义指出，在家庭里，除父母不和等传统因素外，经济差距的扩大、大家庭的减少、单亲家长工作时间的增加，都导致父母在育儿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
校园霸凌也是很多青少年选择成为“东横孩子”的原因之一。一名出生于2011年的女生在小学时因为与其他同学相处不融洽而辍学。2024年，为了和有类似烦恼的人交流，她也成了一名“东横孩子”。日本校园霸凌问题严重，这导致很多学生不愿意上学。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24财年共报告近77万起校园霸凌事件，为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相关事件范围遍及日本全国3万多所学校，占全部学校的83.9%。调查还显示，日本全年缺勤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达35.3万余人，同比增长2.2%，连续12年增加。
“没人担起责任去帮助这些青少年”
日本政府对儿童的经济支持和法律保护也被认为不足。日本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5%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但用于儿童的支出仅为GDP的1%至2%，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水平。创建了保护青少年父母协会的源秀盛对“德国之声”说，日本关于流浪者和父母对子女责任的法律很宽松，“（中央）政府、东京市政府和警察都知道有问题，但他们什么也不做。没人在乎，也没人担起责任去帮助这些青少年。（政府）有时会把他们收容起来，但他们只待几天就又流落街头了，所以自然会回到这里，因为没有长期的支持。”
源秀盛还将“东横孩子”等问题归咎于过去多年来日本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这个问题10年前并不存在。”他说：“过去，日本是一个‘村落共同体’，家人和邻居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但那种情况已经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有经济困难，有很多单身母亲苦苦挣扎，小孩子沉浸在手机和网络世界里。”
未被妥善安置的未成年人
其实，日本政府和社会团体也曾采取措施试图解决“东横孩子”等无家可归青少年问题，但效果有限。东京都政府此前在新宿区歌舞伎町建立了青少年咨询中心，旨在为“东横孩子”提供咨询，防止他们走上歧途。东京多所大学的学生为“东横孩子”提供免费辅导。还有非营利组织在大阪市租下“共享住宅”，以让这些孩子能够暂时容身。
据“东京体育”网站3月19日报道，东京新宿区近期在歌舞伎町举办名为“餐车公园”的活动，汇集了众多餐车。据主办方介绍，这是一个“在道路空间设置餐车的试点项目”，计划每周举办几次，提供煎饺、章鱼烧等美食。一名从事“东横”区域报道的记者表示：“（3月）15日我去的时候，在年轻人常去的聚集地看到了很多餐车，而‘东横孩子’却一个都没有了。”“东京体育”网站分析称，如果这样的活动持续，那么“东横孩子”就无法在该区域聚集，这或许能够改变“东横”区域的形象。
不过，《福岛民报》援引警方观点指出，未成年人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联系，去哪儿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那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加强巡查、关闭特定区域后，“某地孩子”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新的地方。多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单纯封闭场所或加强巡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闭原有的聚集点，这些孩子就会转移至附近区域，或者到其他城市复制出类似的模式。
有观察人士称，“东横”并非起点，也不会是终点。只要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缺少可以容身的场所，这种现象就会在城市裂缝中反复出现。日本各地复制出来的不是“东横孩子”，而是一群在制度边缘游走、未被妥善安置的未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