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卓然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欣】编者的话：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收入创历史新高，但其领取食品补助的员工数量却增加了两倍。美国《财富》杂志13日报道称，这是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缩小的最新证据。印度《第一邮报》称，美国企业利润攀升，劳动收入份额却创下历史新低，凸显了美国经济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收益究竟是如何在工人和企业之间分配的？
美国旧金山一名工人在运送亚马逊包裹。（视觉中国）
谁分走了蛋糕？
美国劳动者刚刚创下了一项他们可能并不希望创下的历史纪录。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13日报道，自1947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始追踪劳动收入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以来，这一指标已降至52.8%，为历史最低水平。但是，劳动收入份额不断降低的同时，企业利润却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自21世纪初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了600%，而同期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仅增长了12.5%。换句话说，企业正在赚得盆满钵满，但美国工人从中获得的回报却越来越少。
劳动收入份额缩小带来的后果正变得切实可见。美国政府问责局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在抽样的11个州中，全美营收最高的公司亚马逊有12346名员工依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另有11338名员工依赖“医疗补助计划”。SNAP是美国最大的营养援助计划，2025财年，SNAP平均每月为4210万参与者提供补助。“医疗补助计划”是美国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医疗保险项目，2026年5月的数据显示，全美约有6639万人参与该项目。
美国洛杉矶的志愿者向有需要的人分发牛奶。（视觉中国）
上述依赖联邦援助的亚马逊员工总数，几乎是2020年该局发布类似报告时的3倍。在同一时期，亚马逊的年利润从116亿美元激增至777亿美元。2025年，亚马逊的营收达到创纪录的7170亿美元。该公司2025年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亚马逊在全球拥有约157.6万名全职和兼职员工。
不过，亚马逊发言人莱蒂对《财富》杂志表示，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她表示：“亚马逊的薪酬在业内属于最优之列。”
沃尔玛和联邦快递领取联邦援助的员工数量也出现了类似增长。美国政府问责局教育、劳动力和收入安全事务主管凯瑟琳·拉林告诉《财富》杂志，这些数据表明，如今参与社会安全网项目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在职，且大多数从事全职工作。拉林说：“尽管许多工人按时上下班，他们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项分析真正指出的是，有大量人群收入非常低，并且长期处于这一水平。这些家庭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但他们的工作时间却很长。”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收益高涨与劳动者依赖公共补贴并存，折射出美国收入分配体系的结构性失衡。这一现象本质上相当于公共福利在间接补贴企业的低薪用工模式。企业压低基础薪资，员工收入不足以覆盖基础生活开支，只能求助政府福利兜底。企业由此削减人力成本、抬升利润，而本应由企业承担的用工保障成本，却被转移到财政和全体纳税人身上。但这并非法律层面的直接补贴，而是分配机制失灵催生的“外部化成本”。
背后有哪些因素？
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兼董事总经理黛安·斯旺克最近警告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缩小带来的隐性后果——虽然相关指标显示经济保持稳定，但大多数美国人正面临持续的“负担能力危机”。根据毕马威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自1982年以来，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从8%上升至15.85%。在同一时期，员工薪酬占美国GDP的比重从66.6%下降至61.9%。斯旺克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一数据令人不安，但也说明了一切。不平等会加剧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
美国经济学家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长期趋势归因于工会成员减少、全球化、外包以及技术变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白宫前首席经济学家孔恰尔表示，劳动力回报停滞而企业利润激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1世纪初，全球化和外包进程大幅加速。这一冲击减少了美国传统蓝领工人的数量，并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但这些收益正被转化为企业利润，而不是工资增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为了应对当前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试图牺牲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利润率。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由于工会会员流失以及税法变更使更多收益流向首席执行官、投资者和其他高收入美国人，许多中低收入工人的经济地位不断下滑。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乔什·比文斯表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企业收入份额上升，是过去几十年政策变化累积的结果。他说：“联邦最低工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经通胀调整后，它目前处于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清楚地表明，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并未成为政策的优先事项。”此外，美国工会会员人数不断减少，去年已降至全美工人的10%，而1983年这一比例为20%。美国世纪基金会政策项目主管汉克斯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劳工行使权利要求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变得更加困难，而资本压制这种要求则变得更加容易。”换言之，随着工人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他们争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条件的议价能力也随之丧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斯坦斯伯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工作场所的“裂变”。过去，典型的雇主—雇员关系是直接雇用。现在日益普遍的情况是，零售商和银行会雇用零工或分包商来完成曾经由直接雇员完成的工作。公司无需为这些工人提供福利。一些大型公司还辩称，通过减少在不直接创造收入的岗位上的投入，提高了效率。
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尼曼看来，人工智能（AI）也是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驱动因素。美国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洛克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就业人数没有变化，但那些高度依赖AI的职业在2023年后（即ChatGPT广泛应用后），实际工资增速下降了6.7%。
带来多重中长期经济影响
美国城市研究所网站文章称，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降至历史最低点，而来自资本（如持有股票或企业）的收入比重则不断上升。当前的经济已经打破了工作、收入和财富之间的传统关系。不可预测且波动剧烈的收入削弱了劳动者积累财富的能力。人们在工作时间、薪资、就业福利和工作岗位方面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美国这样一个医疗保健、住房和能源成本不断上升的经济体中，更多家庭可能难以维持生计。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份的调查显示，3/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收入跟不上通货膨胀。这意味着普通家庭的购买力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美国人表示难以负担医疗费用，而全美信用卡逾期率已升至15年来的最高水平。世纪基金会政策项目主管汉克斯表示，一些人开始依赖信用卡和其他形式的借贷来支付日常开销，这可能也加剧了他们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她说：“我们的信用卡债务和汽车债务均创下历史新高。人们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出现债务逾期和违约，而且他们使用这些信贷产品并非为了奢侈消费，仅仅是为了勉强度日、维持生计。”
汉克斯表示，劳动收入的变化有助于解释“K型经济”的出现。这一术语描述的是美国高收入群体的财富不断增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下滑的现象。她说：“即使你有工作，你依然会时刻感受到这种潜在的不安全感。”
刘春生认为，若劳动收入份额长期维持低位，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多重中长期影响。内需层面，美国工薪群体是消费主力，薪资增长乏力会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拖累内需增长；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少数高收入群体的资产消费，增长结构变得脆弱。财政方面，美国大量低收入劳动者依赖政府福利，持续推高社保、医疗补助等财政支出，加重联邦与州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财政赤字风险。通胀层面则会呈现分化：美国底层民众收入跟不上物价，生活成本压力持续累积；资产价格受资本收益支撑持续走高，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带来劳工矛盾、消费分层等社会问题。